[8]但《人权法》的反对者K·尤因教授却认为，由于《人权法》赋予了法官审查议会立法和行政立法的权力，史无前例地将政治权力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转移到司法机关手中，因而这将是1911年，[9]甚至是1688年[10]以来对英国政治权力进行的最具根本性的重构。

[23]针对立宪者事实上的决断力，规范宪法学十分强调价值与宪法规范的分离，认定制宪权的支配力并非立宪者价值的支配力[18]陈端洪、高全喜、林来梵：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对话实录，《公法研究》2011年第2期。

[31]断定当下我国居于非常政治时期，便是宣判宪法文本的死刑，自然会招致文本主义和规范主义的批判。参见叶海波：《政党立宪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然则，理论上对政党问题的漠视，无法替代实践中政党对宪法权威的侵蚀。三者均建立了二元的宪法理论结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政治决断权绝对宪法和宪定权宪法律、相对宪法、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将宪法规范的渊源从经由特定程序而产生的法律文本扩展到制宪权主体的其他行为模式，本质上是将制宪权主体—执政党—等同于宪法，乃典型的党即宪法的观点。

[21]这种分离策略还有更广泛的运用。参见前注〔15〕，陈端洪书，第页。相似的，（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中的）决策和（全球子政治的）议论必须相互形成结构耦合，以便民主理论意义上的社会宪法创制的自发性和组织性的双重性领域可以建立起来。

更为现实的方案似乎在于某些民族国家可以独自解决，某些国家之间则可以相互合作—至少，这些国家要比较强大，拥有稳定的政府、强大的经济实力、可兑换的稳定货币等等。并非重大决定（big decision）这种神秘的基础性行动，而是把宪法成功地锚定为‘最高权威的持续的、相互衔接的沟通行动链条，[96]决定了宪法的存在。在此，与宪法法院的类比又显得很贴切。这种自我限制类型不可能被召唤出来，而是必须被内在地创造出来。

那么，什么才是我们当今的选项呢？对三种可能发生的冲突—系统的自我摧毁、广义上的环境破坏（对社会、人类和自然环境相互整合的威胁）以及对世界社会的威胁—进行防范已经成为核心问题的看法如果说是正确的，那么，第二个选项就是正解。尽管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这种自治性也不能被交付给制度化的政治。

在英国，非现金货币占到了92％。但是，显而易见，中央银行在经济系统中做出真正的政治决策。一种双语发展起来，并需要持续的翻译努力。这就是宪法时刻：社会能量被激发到如此强烈的程度，以至于灾变必须加以避免。

Gunther Teubner, 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 Alternatives to Statecentred Constitutional Theory?（‘Storrs Lectures 2003/04Yale Law School）, in: Christian Joerges, et al. （eds.），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ionalism （Oxford: Hart,2004），3-28, 5 ff.。[12]无论就一般性而言考察社会系统，还是就特殊性而言考察集体行动者，都需要对尽管存在持续的负面后果，但仍然强迫性地从事某种活动这一个人成瘾的定义加以重新思考。[64]当法律的反身性机制—即把规则适用于规则的二阶规则（secondary rules）—与相关社会部门的反身性机制产生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时，严格意义上的宪法也就出现了。显然，这一立场在后期哈贝马斯及其追随者中消失了。

[56]就外部推动所形成的自我限制而言，其最重要的效果在于，中央银行以其关注社会和生态后果的货币创造阻止了有害的强迫性社会增长。[57]关于这方面的渊源，参见前注[5]。

从这个方面说，各个专门性的社会宪法是高度政治性的，但是又超越于国家之外。公共性的中央银行只能通过利率调节来间接影响这些私人性的货币创造。

supra note [62]，Luhmann, 35, 334 ff.[71]对此观点的阐明，参见Rudolf Stichweh, Einheit und Differenz im Wissenschaftssystem der Modern,in: Jost Halfmann and Johannes Rohbeck（eds.），Zwei Kulturen der Wissenschaft-revisited（Weilerswist:Velbruck, 2007），213-228.[72]参见前注[62],Luhmann（1988）书，第145页。[101]宪法的守护者—这是一个形象的隐喻。通过改革全球金融经济的内在宪法结构，来驯服那些诱发规避策略的动力机制。[42]尽管宪法公投失败了，但是，对欧盟现在拥有独立的宪法结构这一事实已经很少争议了。译者简介：宾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99]通常说来，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观察是正确的，虽然他关于货币创造必须被完全私有化的结论并不正确。

相反，国家必须观察各个社会系统，并施加特定的干预，以促发这些系统的自我改进。结构耦合与其混合元符码之间的联系可以在现代国家宪法中看得很清楚。

宪法在其构成性与限制性角色（its constitutive and limitative role）上的重要成就在于其保障各抒己见的可能性，这是在社会中进行分散、独立地选择的前提条件。不过，为什么政治宪法并没有承担调整社会子领域内部结构的控制任务呢？[88]这是在上文关于内部调整与外部调整的话题中讨论过的了。

进入专题： 宪法时刻 。现在，纯货币改革将同时在法律和经济中改变宪法程式。

[40]这一改革需要在国家、欧洲以及国际平台上对中央银行法给予简单但是基本的修改。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对下一次危机来临的预警总是充耳不闻的经济，也适用于政治。结果就形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一方面，西方工业化国家中的激烈竞争以及发展中国家被动的政治现代化，已经把自然环境的威胁转换为政治宪法的急迫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跨国宪法化（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ation）加以解决。

不再是什么是社会子系统自治的制度性前提条件这类问题，而是，去哪里寻找对功能系统扩张的限制？这里，经济具有典型意义，其在全球资本主义引擎牵引下庆贺自身所取得的胜利，同时又要面对自身所遭遇的挫折。难道法律自治的代价就必然是增加冲突吗？还有，规范的滋长成为一种常态。

[85]但是，当涉及货币时，谁是人民？货币创造如何能被交还给人民？这就如上文所言，答案只可能是，货币创造属于公共领域，而不限于国家的范围。我认为，不仅是经济系统，所有功能系统都有一种追求更高产出的内在强迫性—一方面，这是自我生产的必要条件，但是，另一方面，也能被一些诱致增长的机制推动到一个产生破坏趋势的临界点。

idem, Die Politik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Suhrkamp, 2000），64; idem, Die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Suhrkamp, 1988），117 f.，144 ff.，209.[63]Luhmann（n. 17）373（sik）.[64]关于宪法的双重反身性，参见Kuo Ming-Sung, Between Fragmentation and Unity: The Uneasy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and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10 San Diego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09），439-467, 465 ff.。相应的，对于所有可能的宪法性决策和论证而言，符合规范／不符合规范（code-compliant/code-non-compliant）这个区分只是一个普通的庇护性公式（a common umbrella formula），并根据各自不同的脉络承载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货币创造是一种公共品。[95]参见前注[68],Renner书，3. Kap. BII。关于法律与经济共同进化的一般性讨论，参见Marc Amstutz, Evolutorisches Wirtschaftsrecht: Vorstudien zum Recht und seiner Methode in den Diskurskollisionen der Marktgesellschaft（Baden-Baden: Nomos, 2001）。在功能分化过程中，所有子系统都发展出增长能量，这种能量存在着生产性与破坏性之间的冲突。

[27]只有当政治一法律规制以及其他外部社会影响被转换为子系统对其增长动力机制进行自我驯服的力量时，它们才可能取得成功。一阶操作就要经受二阶水平（方法和认识论水平）上的真值（the truth-values）检验。

华盛顿共识这类新的制度安排，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上个世纪，经历过极权主义之后，让子系统永远臣服于国家的监管之下就不再是一个有效的选项。

正是这些微观结构—而非世界上的民族国家的大写宪法—调整着社会肌体的内在生活，直到最细微的血管。在政治、行政和司法相互分离之后，行政和司法的政治化趋势应该得到了限制。